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严复学术讲座，于2012年9月11日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举行。本届严复学术讲座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及国际哲学院院士杜维明先生担任主讲教授，他以《构建北大经学传统刍议》为题发表演讲。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陈鼓应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致辞，北大师生和各界朋友两百余人出席讲座。
 

　　杜维明先生在演讲中提出一个议题，就是如何构建北大的经学传统。他指出西方是“两希”——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的传统，哲学崇奉理性，宗教崇奉信仰，两者始终无法调和、统一。而在中国，理性与信仰是相关联的，例如，至今北大哲学系与宗教学系还是合在一起的。
 

　　杜维明先生介绍了北京大学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研究范围与成果。这些年来，北大陆续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院、儒学研究院和高等人文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翔海教授对新儒家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杜先生本人主持的高等人文研究院主要进行三个范围的研究，一是关于“文化中国”，这涉及“三个意义世界”：第一，是指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社会;第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包括一批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的、长期关怀文化中国的外籍人士。二是关于“文明对话”，不仅注重儒家文化与佛教、道家和基督教文化的对话，而且注重与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原住民文化的对话。三是关于“世界伦理中心”。而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学研究院，除了编纂《儒藏》外，主要进行三个方向的研究：一是对传统经学的研究，结合创建中国的诠释学，二是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三是开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另外，包括近20年前《人民日报》报道的“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这都表明北大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开展着广义的经学实践。
 

　　杜维明先生回顾了儒学自先秦以来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所经历的三期发展过程，其中他特别提到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观点，即在儒学发展的第二期，自11世纪至19世纪中叶，儒学已成为东亚地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在内的共同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岛田教授强调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韩国的、日本的及越南的。1972年文革期间，岛田虔次教授在北大演讲，曾露骨地表示，如果“贵国”扬弃孔孟之道，儒学将是京都的。因此，国内学者更要加倍研究、发扬儒学。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否可能仍有疑问，有人认为儒学已成亡灵和游魂，因此儒学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积习存在而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
 

　　杜维明先生由此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与“世界伦理”建构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自朱谦之提出“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后，最近十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表明西方的启蒙运动受到过儒学的深刻影响，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魁奈、卢梭、莱布尼兹、亚当·斯密等等。一百多年后，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也受到启蒙运动的很大影响。李泽厚受舒衡哲启发，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更深层的共识是，唯一的救亡要靠启蒙。因而，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注重自由、人权和理性，如严复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后来又转向注重民主与科学。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色：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一是强烈的反传统。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批评西方的学者居于少数，包括学衡派的学者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梅光迪以及辜鸿铭、梁漱溟等。而胡适等西化派则处心积虑地将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以造成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在理性上抛弃中国文化，而在感情上又被中国文化所纠葛，从而没法深入地分析中国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内核，导致对西方文化浮浅、对中国文化粗暴。“拿来主义”表面上立场坚定，其实很肤浅，过则不及。如经济上突出的GDP，不能测量友情、幸福、平安与和谐，如果太重视量化，复杂的事物就无法理解了。
 

　　杜维明先生认为现在中国人完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用西方的名词都无法交谈，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奉行实证主义的物质论，而不是更先进的量子论、信息科学、复杂思维、认知科学，从而影响到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发展。自近代以来，北大是最早引进西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因此一直起着解构中国文化精神的作用。如严复引介西方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翻译西方社会学的著作，最先翻译成“群学”，这是符合孟子以来儒家的传统的，但自梁启超起便翻译成社会学，结果其后的发展导致社会学与政治学融在一起。而经学受到的最大冲击是蔡元培提出以美学代宗教，在北大取消经学，而将之归入现代学术中的文学、历史、哲学三系。杜先生认为，西方自19世纪以来学术性与创造性逐渐分离，学术一方面需要职业化，但另一方面又将创造性消解掉，台湾与大陆都呈现这种趋势，职业化、专门化逐渐葬送了哲学及学术的创造性。值此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一百周年之际，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杜维明先生最后提出北大是否可以建立或恢复经学教育。他认为经过中国大陆及海外三代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以及北大乃至中国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开展着的经学实践，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可以吸取德国的理想主义、法国的生命主义、英国的实验哲学、美国的实证主义，以激活、转化和重建儒家的传统。
 

　　严复学术讲座是为纪念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曾经担任京师大学堂末任总监督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严复先生，由陈鼓应先生和王博教授倡议设立，并得到严复先生女孙辜严倬云女士和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的赞助。严复学术讲座计划每年都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暨道家研究中心具函邀请海内外著名人文学者发表演讲，以弘扬人文精神，并促进台海两岸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